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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苡口述余斌撰文
这几年不断有记者采访，问起西南联大，让我一再回想起当年的人与事。人老了，眼前的事转眼就忘，过去的事却像放电影似的，竟然特别清晰，似乎就发生在昨天。
如果不是日本人发动战争，就不会有西南联大，我应该在家乡天津读南开大学吧。中西女中毕业之后，我按成绩是保送南开的，年卢沟桥事变后，南开南迁，继续留在天津就上不了学。还有个事让我非走不可：我在《诗讯月报》上发表过诗歌，这个刊物因为抗日，主编被日本人抓走（后来被杀害），有人告诉我，我的一首诗也被认定是抗日的，待下去很危险。这样母亲终于同意我去昆明求学。长那么大，除了去过北京两次，没离开过家，母亲特别不放心，我却很兴奋，因为可以过一种独立的生活了。还有一条是不用说的，不管在学校，还是在家里，我受到的教育，非常强调的一条就是“爱国”，谁愿意做“亡国奴”？！
年轻时的杨苡
从天津到昆明，千里迢迢，先是坐船走海路，从天津经上海到香港，坐英国轮船公司的“太古号”，而后从香港到越南的海防，换成法国人的船。从海防到昆明是陆路，改坐火车。先是从海防到河内，从河内到开远，再到昆明。到开远，就是进入中国境内了。这一路从河内开始，我们住的就差多了。是我自己提出来的，我和我堂弟，还有一个人，从北京来的，从香港起我们就在一起，我们慢慢觉得和别人太不一样，太特殊，不像流亡学生（因为在船上我住的是二等舱，路上换船、换车时要住宿，都是很高级的酒店），我就提出要和大家一样。后来就和大家打成一片了。
从河内往昆明，坐的是运货的闷罐子车，没有窗，只有小孔透气，人都挨着坐地下。车很慢，哪能和现在的高铁比呢？足足走了四天，白天开，晚上停，不开了，找地方住下来，小旅馆，都是简陋的平房，当然没法跟之前住的酒店比了。可住和行虽然很艰苦，我倒不觉得，反而很兴奋，因为没人管着我，想怎样就怎样，而且原来又是坐二等舱，又是好酒店，很特殊，现在和大家在一起了，大家都是年轻人，都是流亡学生，兴奋啊。
累是真累。晚上天黑的时候到了，赶紧找地方住。浑身湿的，下大雨，雨季。乱七八糟的。一大群人席地而坐，坐行李上面，反正也不睡觉，一坐就坐一天。开始还觉得好玩，总比坐船好，不那么单调嘛，后来发现太累。因为站也没地方，都靠着，也不分男女，靠着，八月份，倒也不是很热。男生围着打扑克，我们就唱歌。
没什么比唱歌更让人兴奋的了，一路上不断在唱。现在更兴奋，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；船上唱的是一般的歌，这时唱的都是抗日歌曲，可以放开来唱了：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看去》、《松花江上》……。好多人都是从敌占区来的，像我在天津，哪能放开了嗓子唱抗日歌曲？尽情地唱，真有一种自由解放的感觉。
到开远的时候，我们就更激动了。之前还是在法国殖民地，到开远是进入国境的第一站，从窗洞里一看到我们的国旗，看到云南兵，像是“回到祖国的怀抱”了。大家一阵欢呼，互相拥抱，又喊又叫，又唱又跳，高呼口号，好多人激动得眼泪都流下来了。
我们激动，那些云南兵不激动，看到我们那样，他们没什么反应。那里闭塞，他们大概看我们这些学生有点奇怪。毕竟是大后方，还没什么抗战的氛围。我们不一样，“亡国奴”三个字在我们是压在心头的阴影，挥之不去，流亡，就是为了不做亡国奴。那样的心情，没有我们的经历是体会不了的。
年杨苡在昆明西南联大后门外莲花池畔
联大开学的时间，原来定在十月，可就在快开学时，日本飞机轰炸昆明，学校那一带炸得一塌糊涂。
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昆明是九月二十八号。在那之前，昆明已经开始有警报了。是预防警报，城门楼上挂起一只红色的气球。头一回有这事，新鲜得很，好多当地人跑到外面来看，嘴里还叨叨：“挂灯笼喽，哪里真的会有敌机呦！”云南是大后方，到那时为止，除了外地人多起来以外，生活很平静，好像没什么战争的氛围，的确很难想象这地方会打起仗来。
预防警报也没让人紧张起来，好多人甚至都没想到要躲一下，有人说该出城去躲一躲，也只是说说而已，根本就没有跑警报的概念。我们年轻人就更不知害怕了。我和紘武（他是和我一起搬到青云街的）看见大家跑到外面，议论纷纷的，只觉得好玩，穿过圆通公园到北门城墙外，坐在菜地上东张西望，看天空看城门楼，等着看会不会有第二只红色警报球挂起来。来的路上我们买了些胡萝卜，昆明的胡萝卜又大又脆，水份多，特别好吃，我们一边看野景似的看着，一边啃得津津有味。这时昆明空军基地的飞机纷纷出动了，不是迎战敌机，是和我们一样“跑警报”（否则在机场上呆着，敌机一轰炸就完蛋了）。等我们的胡萝卜吃完，警报也解除了。我们遛跶着回到青云街，都说下次再不“跑”了。
“9.28”敌机第一次轰炸昆明那天，我们也真的没跑。那天是个大晴天，天上一丝云彩都不见，真的是“碧空如洗”，蓝得让人心醉。我们一帮年轻学生喜欢把昆明这样的晴爽蓝天说成“蓝得像马德里”，这是从一首诗里引来的，其实谁也没去过马德里，想象中西班牙阳光灿烂，马德里的天空极蓝极美就是了。联大还没开学，两个年轻人来过来闲聊，我和紘武便合计着该去哪玩儿。这时外面忽然就乱起来，就听到有人嚷：“挂灯笼喽!”朝城门楼望去，果然有一个球挂出来。我们原来就没打算“跑”，后院和最后一进房里的人也没动静，只是一个个不紧不慢地踱到天井里，三三两两站着聊天。杨振声、沈从文、郑颖孙几位先生都放下手头的事出来，望着天空，施剑翘姐弟也出来了。
这时候传来了很响的飞机的声音，我们还以为又是我们的飞机，忽然发现不对了，有三架涂着太阳旗的敌机就从头顶上飞过去，几乎是同时，紧急警报响起来。就听到一种十分刺耳的声音，让人本能地捂住耳朵，没容我们分辨那是什么声音，前前后后就都是震动耳膜的爆炸声了。炸弹一个个落下来，地动山摇，我们站在那里怔住了，好像在做梦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沈先生是最镇静的，他根据爆炸声分析炸弹可能会落在什么地方。从湖南那边迁过来的联大师生刚刚安顿下来，他担心他们那边会不会有损失。他还有心思开玩笑：爆炸声一起，施剑翘吓着了，用天津话说了句“我的妈呀!”抱着头就往屋里跑。沈先先笑话说：“侠女也害怕嘛。”
真像沈先生担心的那样，联大那一片那天挨炸了。轰炸停止后我们跑出去看，翠湖周围炸得一塌糊涂。到处是倒塌的房屋，玻璃的碎片，街上许多联大的师生，满身的灰土。在人流里我看到了闻一多，乱乱的头发上全是灰土。在中西时高玉爽老师领我们读新诗，闻一多的《死水》我会背，没想到第一次见到闻先生，是这样的情形。
从那天开始，整个昆明进入到另一种节奏，“跑警报”成了大家生活的重要内容。早上起来，头一件事就是往城门楼上看，看警报球是怎样的情况。敌机都是白天来，“跑警报”就是要把白天避过去。往往天刚亮人们便扛着箱笼衣物，出城到郊外山沟里，下午四五点钟再回来忙着做晚饭。一整天就这么没了。
跑警报的人群，总是伴着对日本鬼子的愤怒和诅咒，只有一次，看着敌机肆无忌惮地低空飞行、扫射、扔炸弹的人群爆发出欢呼声。那是有一次，城防的高射炮打下了一架日本飞机。我们看着那飞机拖着黑烟栽下去，高兴得又叫又跳。后来这架飞机的残骸被弄到大成殿供老百姓参观，我也跑了去看，参观的人一边看一边咒骂，骂了才更解气。回来之后我写了一首诗，题目叫《破碎的铁鸟》，发表在云南文艺抗敌协会的刊物《战歌》上。
我到昆明不久就开始向《战歌》投稿，加入了文协，跟穆木天、罗铁鹰、雷石榆等诗人一起开座谈会，吃小馆子。这在天津是不可想象的，想想家里不让我像刘嘉蓁那样去游行、参加集会，现在可以“我行我素”，我尤其有一种成了大人的感觉。我记得几首诗之外，我还写过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纪念九一八》，最后写道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纪念九一八了，意思是不要一年，我们就胜利了——仗已经打了两年了，还不够我们赢吗？真是天真乐观得很。
杨苡和先生赵瑞蕻年在西南联大
年轻真好，即使是那样动荡的岁月，那样艰苦的条件，我们对未来也是充满信心的，没想到还有漫长难熬的日子需要去面对。
杨苡岁。冯秋红摄于年4月26日
快问快答
B=余斌Y=杨苡
B:西南联大对您影响最大的老师是谁？
Y:沈从文。他教写作。论资历，他在联大是排不上号的，虽然他是名作家，在社会上知名度很高。沈先生其实没教过我，但联大开学前我有一阵住在青云街一个院里，他和杨振声就住在那儿，所以有很多接触。我原本想读中文系，后来进联大外文系，就是听了他的话。他说，你想写作，应该多读外国文学。他常鼓励我多读书，别荒废时间。他是很勤奋的，常常我睡觉了，还看见对面楼上他房间里还亮着灯。
B:联大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
Y:宽松的氛围。读书、上课什么的，都没人管的。没听说哪个老师上课点名的，但是学问好、课讲得好的老师，自然有人追随。课外活动也很丰富，大家思想都很开放，很活跃。我在联大念了两年，三年级、四年级是在重庆中央大学借读的，两个学校一对比，更觉得联大真是“民主堡垒”。
15岁时的绣品
喜欢搜集猫头鹰，因为猫头鹰是智慧的象征
床头挂着扬子晚报电视周刊
橱窗里全是洋娃娃
B:您一生经历了许多事，是什么让您到晚年还保持了乐观的心态？
Y:《基督山伯爵》最后一行字是“WAITANDHOPE!”（等待，并且保持希望！）我很喜欢。十七岁给巴金写信时就引过这话，说我愿意如此。巴金把我信上的话写进文章里。到现在我还是相信，生活中不能没有对未来的希望，WAITANDHOPE！
杨苡与巴金
视频记者
冯秋红
视频剪辑
戴哲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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