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
今天是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、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杂文家、新民晚报社社长赵超构诞辰周年纪念日。他曾任全国*协常委、上海市*协副主席、民盟中央常委、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、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。今天，我们特邀赵超构研究学者富晓春，谈谈赵超构的杂文杂事，以此纪念。
赵超构，原名景熹，笔名林放，年5月4日出生于浙江省文成县龙川村。年起参加《新民报》工作，写了大量评论时*的文章，针砭时弊、见解独到。年访问延安，写出了媲美爱德加斯诺《西行漫记》的《延安一月》；创办新中国第一张晚报《新民晚报》，恰似“燕子”归来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他60余年手不停笔，写出了新闻性杂文万余篇，脍炙人口，妇孺皆知。
赵超构一生将大部分的精力用于写杂文，创造了别具一格，自成一体的“林放式杂文”。他的杂文读来朗朗上口，或恍然大悟，或玩味无穷，给人以启迪，以愉悦，适合现代人的口味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。“林放式杂文”，就像一幅幅寓意深刻的漫画，演绎着人间百相、世态炎凉；它又像是一面面镜子，折射着人世间的真善美、丑恶假。透过那一篇篇精致而隽永的杂文背后，还隐藏着一段又一段动人的故事……
尊重作者，还要保护作者
赵超构曾在《新闻战线》杂志上发表过一篇《保护作者》的文章，他在谈及报社编辑如何对待作者时，说不仅要尊重，还要保护。作为一个职业报人，他始终遵循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则：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，绝不出卖作者和投稿者。最难能可贵的是，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白色恐怖之下，赵超构仍然用超人的智慧与胆识，保护了一批又一批作者与投稿者。
年5月，上海《新民报》晚刊创刊，赵超构荣升总主笔。此时，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，国共谈判破裂，内战爆发，上海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。赵超构及其所在的《新民报》晚刊，在这种险恶的*治环境下，紧紧团结社会进步力量，积极参与民族解放运动。
漫画家王乐天在周恩来的鼓励下，坚持留守上海，利用手中的笔开展地下斗争。当时他的漫画作品主要刊发两个报纸：一是赵超构的《新民报》晚刊，二是陈翰伯的《联合晚报》。王乐天隐姓埋名，创作的漫画一律用蓝本、石城、石江、春蕾等笔名发表。他的作品有*治讽刺画，也有反映物价上涨等民不聊生的社会漫画，像一把把匕首直刺国民*当局的心脏。
赵超构与王乐天相识于重庆时期，两人有着断断续续四十余年的编通关系。早在年，王天乐就为《新民报》赵超构主编的“时事新报”“青光”等副刊拟稿和提供翻译文章。到了上海以后，他们仍保持“单线联系”，赵超构的《新民报》晚刊几乎成了王乐天的“交通联络站”。王乐天在《我与赵超构、陈翰伯的交往》一文中，这样写道：“我从不同外人谈论漫画，甚至当同事们拿着报纸品味我的作品或表示欣赏时，我也不置可否，亲友们也不了解我的业余活动，就连上海漫画界朋友我也极少和他们联系。有人约见均通过赵超构转告给我。他们看得见我的漫画，却不知我就在他们的行列之中，例如米谷和陶谋基为《华美晚报》的漫画专栏组稿，约我在酒家聚晤，请柬是由赵超构转交的；再如储安平约我为他即将创刊的《观察》杂志供稿，也是经过超构兄写条子转告我去八仙桥青年会与储安平相见的。”
每当形势紧迫，国民*当局对报社施加压力要交出作者时，赵超构就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作者本人，做好隐蔽保护工作。王乐天接获通知后，便借口家里来了亲戚，到供职的上海招商局轮船公司金利源码头仓库借宿，二三个月避过风头后，他又回到家里，改用其他笔名继续画漫画，直至迎来上海解放。
年3月在北京出席全国*协会议期间，赵超构（右）与王乐天（左）合影
此外，赵超构还保护过柯灵。柯灵，原名高季琳，笔名朱梵、宋约，是我国著名的电影理论家、剧作家、评论家。抗战胜利后，柯灵在上海《文汇报》任主笔，并主编副刊《群众的话》。他“冒着极大的风险”，开辟“街头语”栏目，以《保卫家园》为题，发表揭露统治者独裁腐败真面目的文章。柯灵被国民*当局视为“眼中钉”，迫害层层加码，“人身安全岌岌可危”。
后来柯灵应邀到《新民报》晚刊兼编副刊《十字街头》。国民*上海市长吴国桢闻讯，立即召见赵超构，称柯灵是“危险分子”，责令赵超构予以解雇。但赵超构据理力争，寻找各种托词推诿，顶住重重压力，竭尽全力保护柯灵。
《新民报》（后改名《新民晚报》）创刊六十周年之际，夏高阳以普通投稿者的身份，写了一篇《主笔与作者的故事》，详细叙述了赵超构扶掖与保护作者的故事。解放前夕，夏高阳面对困顿的生计，开始化名向各大报刊投稿，揭露国民*的黑暗统治。赵超构多次写信予以鼓励，有次还根据通讯地址登门拜访。可到了那里，却发现是个作废的门牌号码。原来是夏高阳为了保护自己，故意施的“小狡狯”——他所留下的地址，除了邮差外别人是找不到的。
他们终于在报社碰面了。见夏有所顾虑，赵超构便书面向他承诺：一是为他严格保密，绝不会泄漏任何情况；二是不会改动他文章中的用语。有了这两颗“定心丸”，夏高阳一发不可收，给《新民报》晚刊投寄了不少揭露国民*丑恶嘴脸的文章。
《飘》到哪里去？不要“飘”太远
20世纪80年代，外来文化像潮水一样涌来。浙江人民出版社分上中下三册，以数万之巨的印数，推出了外国文学作品《飘》一书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赵超构以《飘到哪里去？》为题，在《解放日报》上专门撰文，参与了这场“论战”，向出版界发出了“不要‘飘’得太远”的呼声。
《飘》是美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泰密西尔，创作于30年代的一部具有浪漫主义色彩，反映南北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。小说自诞生以来，就被译成多种文字而畅销全世界。赵超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就读过这部书的中译本了。他觉得将“那些实行种族歧视的奴隶主当作英雄来描写”，算不上是一部好作品。他还将《飘》与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作了比较，认为“从思想的角度来说，比起斯托夫人的名著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来是一个反动、一个倒退”。但赵超构并非全盘否定，他说，此书“思想上虽然不健康，但在艺术性上还有可取之处。”
赵超构发此言论，是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的。当时，我国刚刚结束十年浩劫，正迎来了一个“书荒时代”，人们对于图书需求简直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。但由于纸张紧缺，而出版社又忙于出版“畅销书”赚钱，导致有些地方少儿读物、工具书等基础性书籍奇缺。他爆料“一户人家六个孩子上学，千方百计想买本小字典都买不到”。因此，他认为像《飘》这类有争议的书籍，印个“三万五万部”、“有计划地供应那些文艺工作者参考”就可以了，没有必要“一印就是几十万部”。同时他还认为重印此类书，最起码得有篇“比较详细的前言”，“稍为细致地指出它的精华与糟粕所在”，而出版社“竟连这样一件起码的工作也没有做”。
赵超构的杂文发表后，很快就遭到了批驳，甚至视他为“反方”的代表人物。有人在《中国出版》杂志撰文，对赵超构提出了严厉的“指责”，文章认为赵超构据此就来给《飘》“定性、规定阅读范围、印刷数量”，“未免有点太那个了”，而且不无讥讽地“奉劝”赵超构大可“放心”，在“前进的道路上”即使就是“出点差错”，也不至于就会“‘飘’得太远”。
有关《飘》的“论战”，逐渐扩大，最后升级成为“出版界对出版方向问题”的争论。据说，此事还引起了邓小平的